前一阵有媒体报道，加拿大通过了相对宽松的安乐死法案，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而在两年前，台湾体育主播傅达仁在瑞士接受安乐死的最后画面曝光，也曾引发网友的关注。
这两件事让我想到了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死亡医生》。
阿尔·帕西诺饰演的男主角杰克·科沃基恩，是一位病理学家，也是美国推行安乐死合法化的第一人。
上世纪90年代，他曾协助130名晚期或慢性病患者终结了自己的生命，引发全国上下对于安乐死的讨论。
他也因此被媒体称为“死亡医生”。
这部传记片的主线，就围绕杰克在为安乐死合法化做出的努力展开。
1990年，杰克协助一位饱受阿兹海默症折磨的女性，通过注射方式实施了安乐死，几天后引发了广泛争议，媒体蜂拥而至。
杰克便利用这个机会，多次理性地向公众表达自己的立场。
然而，他的言论和行为，立刻招来一大波强烈的反对声音。
其中一部分是虔诚的教徒。
他们认为杰克的行为冒犯了“上帝”，因为只有上帝才有权决定生死，纷纷涌到他面前集会示威。
一些极端分子甚至偷换概念，称安乐死就是在剥夺残疾人的生命权。
另一个反对声音来自当地检察官。
杰克先后四次被指控谋杀、协助自杀，但这些罪名都因为证据不足而未能成立。
政府方面只能不断颁发新的法律条文，并吊销了杰克的行医执照、查封了他的私人仓库，千方百计阻止他为病人实施安乐死。
然而，对于一些病人和家属来说，杰克却是一个好人。
在为病人实施安乐死之前，他会进行详细的病情调查，并把沟通的全过程拍摄下来，其中绝大多数病人，都会被他认定不符标准而拒绝。
只有那些医学上无力回天、肉体长期经历病痛折磨的人，才有可能通过杰克的评估。
比如有个年轻病人，因为一场车祸而被迫放弃运动梦想，一时想不开自焚。
生还康复后，他一直没能从心理阴影中走出来，只想找杰克一心求死。
但杰克了解了他的经历后，并没有接受委托，认为他是一时被抑郁症困扰，还有活下去的希望。
这些录像带，就是杰克在法庭上做无罪辩护的关键证据。
陪审团可以清楚完整地看到，那些接受安乐死的患者在生前经历怎样的悲惨遭遇，或因病破产，或毫无尊严……继而否定了杰克的“谋杀”动机。
在这里提一句的是，杰克遵从的程序属于“积极安乐死”，基本上与已经通过安乐死的国家的程序要求一致——患者意识清醒、自愿提出终结生命。
实施过程中，病患也是可以自主决定终结时间的。
杰克所做的一切，就是尽可能摒弃道德、宗教、政治的制约，充分给予个体主动选择死亡的权利。
他之所以如此坚定，是因为曾目睹母亲被病痛折磨，却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母亲曾向他描述，自己承受的痛苦到底是什么样，这让身为医生的他感到巨大的无助和绝望。
在他看来，当下被默许的消极安乐死（比如“拔管”）才是真正的惨无人道。
看似最大极限地帮助病人延续了生命，却并没有给予病人应有的尊严。
然而，推行安乐死合法化这条路并不好走，杰克就在这过程中几次入狱，并用绝食抗议。
虽然前几次诉讼都没有被定罪，但站在他这边的人却越来越少。
为了推进立法进程，杰克最终孤注一掷，向电视台公布了自己实施安乐死的全过程。
这约等于向全国人民爆料自己“杀了人”。
第五次诉讼很快到来。
杰克公布录像的行为，被法官认定为公然挑战法律。
最终他被判二级谋杀罪、非法运送管制药品罪成立，直到2007年才出狱……
《死亡医生》这部电影最大的价值，就是通过这个真人真事，带着观众一起直面死亡这个话题，并从医生、政客、病患、旁观者等多个角度去看待安乐死这件事。
就像海报上说的那样，影片并没有一个板上钉钉的鲜明立场，更多的是把事实摆出来，让观众自己定夺是非。
在医学和法学层面，这都是一个需要谨慎研究探讨的话题，其中牵扯了道德、伦理、宗教、政治等多方面因素，每个国家面临的情况也各不相同。
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全球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都少之又少。
这个话题看似遥远，但其实离我们却又很近。
因为早在1986年，我国就已出现轰动全国的“安乐死第一案”。
陕西汉中市传染病医院，有个叫蒲连升的医生，在病人家属王明成三番五次的请求下，最终签署协议，对他病入膏肓、无医治希望的母亲实施了安乐死。
蒲连升
几个月后，蒲连升被警方逮捕，被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起诉。
蒲连升记得很清楚，自己在看守所待了492天，期间一直坚称自己无罪，认为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尽医生的职责，为病人减轻痛苦。
这场诉讼直到1991年才宣判他无罪。
法院认为蒲连升的行为，虽属故意剥夺公民的生命权利，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于1991年4月宣告被告人蒲连升无罪。
蒲连升虽然后来重回医生岗位，但很多同事都因为这个“第一案”而记恨他。
他甚至跟记者表示，如果再碰上相同的情景，说什么都不会答应家属，并奉劝其他同行在国家立法之前，不要以身试法、重蹈覆辙。
这个案件，第一次把“安乐死”这件事引入了公众视野，每隔一段时间，我们也都能听到“安乐死立法”的建议和呼声，但在现实中将它贯彻到底并不是一件易事。
随之而来的程序是否规范、权利是否滥用，社会要承担何种程度的道德冲击以及犯罪风险，都不是高喊着“权利与自由”就能一蹴而就的。
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能够做的，便是如何正视“死亡”这件事。
每个小伙伴的童年，可能都会有这么一种经历，每当提到与死亡相关的事物，都会招来家长的一顿痛骂。
甚至曾经被家长刻意隐瞒家中的长辈去世的消息。
因为谈“死”是晦气的，以至于数字4、医院、葬礼等一切能够联想到死的东西，也都被认为是晦气的。
但问题是，如果我们不能直面生命的终点，又怎么能完全体会短暂生命的可贵之处？
如果我们一生中都在逃避死亡这个话题，又怎么在生命终点到来时，去体面、淡定地迎接它？
从这个角度来说，杰克·科沃基恩医生的努力虽未取得他预想的成功，但他的坚持却足以打动人心。
正因为有死亡这个必然结果，我们才更要给予生命最大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