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幸运第一时间看了粤语版的《怒火·重案》，粤语对这种纯港式警匪电影太有代入感。
随着世界各地社会治安不断改善，犯罪成本越来越高，现在除了战乱地区和美国，很少听说有那里还会出现当街枪战的新闻，所以曾经那种纯粹的警匪片也越来越少。
另外疫情导致流媒体对影院的冲击，警匪动作电影成为观众去电影院的“刚需”，因为这个类型片带来的视觉享受，只有在电影院才能体验到。
所以陈木胜导演这部遗作《怒火·重案》十分难能可贵，它既是一部纯警匪类型片的回归之作，也是一部为电影院而生的电影。
警匪类型片的元素一般包括正义必胜的执法人员，以及穷凶极恶的亡命徒对手，两人作为对立的双雄主人公。
片中甄子丹饰演的邦主和谢霆锋饰演的阿敖，就是这样的典型，两人之间毫无缓冲，一见面就碰得火星四溢。
另外警匪类型片一般还会安排正义一方的亲友或同事陷于匪徒制造的危险，甚至牺牲，以及对家庭和信仰的表现，这些元素无一例外地都出现在《怒火·重案》中。
如果有一本研究类型电影的教科书，那么《怒火·重案》就是警匪片这章的最佳案例。
另外，仅有视听效果炸裂的影像系统还不够，电影还需要内核。
随着警匪类型片的发展，正义一方的主人公总要在维持秩序和违反法律之间做出自我道德的抉择，这成为此类电影创作的母题——秩序与反秩序，体制与反体制。
在《怒火·重案》中，这点体现的非常极端，阿敖尝到被体制抛弃的滋味，进而黑化。而尚在体制内的邦主被阿敖设计报复，也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这其实也是创作者对官僚体制发出的一个质问。
就像片中邦主和吕良伟饰演的上司的那句对话，上司说“你是一个警察”，而邦主则回答他“你也是一个警察”。
两人所说的都是“警察”，但又有不同含义。
上司口中的警察，已经官僚化，就像那顿替权贵消灾的豪华午宴，曲意逢迎，也是之前解救霍家大佬时那位上司的谄上欺下。
而邦主口中的警察，就像屡次出现在背景中香港警队的口号“服务为本，精益求精”，他还在坚持自己当警察的初心，不被体制同化。
但当张崇邦坚持这样做时，无论是电影刚开始私自获取行动位置，还是在没有支援和批准的情况下深入棚户区等等行为，都和官僚主义格格不入。
与张崇邦相对的反派阿敖则彻底与体制决裂，并以一路走到底的血腥复仇，让当年那些人付出代价。
主题之外，这部电影最值得看的还是动作，其中有两场戏让人印象深刻，而且恐怕也只有武行积淀深厚的港片和甄子丹能想出这样的动作创意，并且能真正做到。
一个是他只身一人前往棚户区要人，面对无数歹徒竟然想到把防弹衣缠在手上当盾牌。这种孤胆英雄、以死相拼的动作让人彻底燃起来。
另一处是邦主和阿敖一个开车、一个骑摩托打斗这场戏，这段打斗戏不同于甄子丹的个人秀，而是融合了摩托车特技的华丽，以及追车戏的紧张，还要兼顾拳法，非常复杂，当然也非常好看。
警匪片中动作设计的好坏，还有演员的实力，都影响电影最终呈现的效果。
举个例子，电影《黑客帝国》曾聘请袁和平作武术指导，为电影设计了很多华丽的动作。《黑客帝国》里的武打镜头至今在科幻片中还是空前绝后的。
其中有一个女主蹬墙侧空翻的经典动作，按照袁和平的设计以及导演的理想，这个动作肯定是不剪辑一个镜头连贯拍完效果最好。
但可惜的是女主在排练时受伤，做不出完整的空翻动作，最终还是切了三个镜头分解完成，降低了视觉冲击。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真正好看的动作片，既要有视听语言的运用，还需要演员有真功夫，这也是港片独步世界的一项绝技。
没想到在《怒火·重案》中，不是武行出身的谢霆锋也贡献了非常精彩的动作戏，他使用双匕首的华丽动作以及最后用大锤杂碎圣像的隐喻，都让人找回当年的感觉。
其实警匪电影中的暴力美学和动作戏，都是在宣泄我们内心的一种欲望，但又同时依靠正义的角色进行惩戒，并将反派所代表的孤独、黑暗、冤屈引导到法制的正路之上。
这既是警匪类型电影的共性，更是香港警匪电影始终秉持的核心命题。
在电影题材越来越多元，元素越来越追求新奇的时代，能看到这样一部纯粹的警匪电影，实属难得。
陈木胜自己终究没能真正成为华语电影工业里的迈克尔贝。那些银幕上冲天火爆的场面，更像是祭奠末世港片的礼花，绚烂而残酷。
去年陈木胜的送别会，传媒采访张家辉，他提到遗憾近年没合作，说着说着就哽咽了。记者们等了很久他都说不出话来，人都要散了他才缓过来，叫住众记者郑重地说：
“对陈导最好的悼念就是去看他的遗作《怒火》。”
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