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1年赵宝刚的《编辑部的故事》起，都市剧便成为影视剧中的一个重要品类。
从《奋斗》到《我的青春谁做主》，从《北京青年》到《金婚》，从《蜗居》到《咱们结婚吧》，都市剧在备受关注的同时，也出现了创新难的困境。
在豆瓣上，新推出的都市剧大多只能打到5.0—6.0分，而《我在他乡挺好的》却高达8.3分。
同样写女性白领生活，同样是人物群像，同样满口京味调侃，同样遭遇情感困境，同样在追寻自我价值……为何评分差得这么多？
很多人会说，因为它真实。
其实，所谓“真实”，往往只是感受，而非客观标准，每个人理解的“真实”都不一样。细抠“真实”二字，则《我在他乡挺好的》也有不太“真实”处。
比如女主角乔夕辰（周雨彤饰）是东北女孩，演员也刻意使用东北口音，但在不经意处，却常露出南方口音。没有一部影视作品能100%“真实”——生活就是100%“真实”的，可谁会像看影视剧那样，去看生活呢？
可见，“真实”就像“我都被感动得流泪了”，很难用来评判作品的优劣。
在我看来，一切感觉上的违和，都可还原为技术上的偏差。同题材比拼，尤其如此。从《我在他乡挺好的》的口碑中，两点引人深思。
首先，“细节眼”与“情节眼”的区别
一般来说，都市剧走的都是写实主义路线，写实主义必然从细处入手，许多都市剧都涉及了城市女白领们的生活细节，写了她们的烦恼、忧伤、理想、困境等，但细节不等于情节。
情节是“有意味的细节”。所谓“意味”，即看它对主题贡献，只有当一个细节能烘托主题时，它才被称为情节。
换言之，情节是经过选择、精练的细节。
照抄生活，看到“好玩的事”就收进剧本中，这是人人都会的“写细节”，“写情节”则难得多，需要深入观察生活，并理解生活。
“细节眼”与“情节眼”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细节眼”看到的是豪宅、名车、大餐、品牌服装、办公室政治，高端的女性们坐在云端，为烦恼而烦恼。
《我在他乡挺好的》看到的，则是真实的疼痛——每天为担心失业而焦虑；沉重的业绩压力下，人人行为失据；外表光鲜，却会为几百元犯难；每当靠近成功时，却发现并非想要的生活……
同样打扮得光鲜亮丽，同样出入写字楼，拥有听上去不错的职位，但《我在他乡挺好的》中，白领们的焦虑不是温饱后的自寻烦恼，不是更高级的忧愁，而是压倒自我的力量，不知如何反抗，更找不到反抗的力量。
随着自我破灭，曾经不可让渡的一切，终于烟消云散。
在《我在他乡挺好的》中，有无数个“让成年人崩溃的瞬间”：
合租者用光了洗发液；长辈轰走了自己养的流浪猫；疑神疑鬼，以为被变态跟踪；好容易完成的方案，却发挥得一塌糊涂；永远看不到上位的机会，不得不选择卑鄙……
哪个职场人不曾对自己、对人性彻底绝望过？特别是回望来时路，发现自己竟错过这么多，梦想却依然遥远。
当一个人无处可归，只能继续漂泊时，外表的光鲜又有什么意义？那些曾被生活反复折磨过的人们，那些颠沛于想象与现实的人们，当然知道，谁在用“情节眼”看着自己，而谁只肯睁开“细节眼”，抄几个段子，想教育观众什么叫高级幽默。
常说写实主义是有力量的，但这要看创作者愿意睁开哪只眼，究竟在写实，还是在“伪写实”。
其次，结构意识很重要
生活剧的短板在于，天然缺乏冲突与悬念，只能平地起雷，手法无非几种，如：设置渣男（或竞争对手）为参照系，多角恋爱，强化台词（比如包袱摞着使），制造突发事件……
凡此种种，都难免留下斧凿痕迹，且难托起长线剧。
《我在他乡挺好的》别出心裁，采取了假悬疑的结构：看上去快乐、单纯、自信的白领胡晶晶（金靖饰）突然在生日这天自杀，将她的三个好友带入深深的痛苦中。
好友们一边应对着各自的烦恼，一边半真半假地破解胡珍珍的自杀之谜。
这是村上春树惯用的伎俩：发生凶案—主人公破案，趁机梳理死者人生—得到感悟：人生没啥意义—似乎破案了，又似乎没破。
在破案过程中，三名女白领发现，她们并不认识真实的胡珍珍——她有抑郁症，突然借了很多钱，被公司开除，被心仪的男性利用……
在母亲的责骂声中，她千疮百孔的世界终于崩溃，可在此之前，谁也没发现她已精疲力尽。
严格来说，“胡珍珍之死”游离于整个故事之外，即使删掉，也不影响全剧故事发展 ，但有了这个“永动机”，改变了叙事节奏，使《我在他乡挺好的》不至于陷入耍贫嘴、编故事、造逆转的泥潭中。
可见，结构意识的重要性。
不否认，《我在他乡挺好的》也有不少缺陷，比如每集最后部分那段冗长、自以为高明的心灵鸡汤，部分情节缺乏合理性，但相比于《我在他乡挺好的》刻画出的真实疼痛，细节的BUG实在瑕不掩瑜。